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推进以来，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经过一年多深入推进，政法机关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受理率、立案率有了明显提高，群众到党政信访电子游戏作弊器app上访数量明显减少。

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大大来到上海自贸区考察调研，为即将迎来一周年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点赞。李大大详细了解了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年来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进展，直接听取中外企业的建议，并与正在自贸区办事大厅的群众交谈。 位于外高桥的上海自贸区综合服务大厅，是李大大此次考察调研的第一站。总理进门，看到大厅里群众都蜂拥过来呼唤他，他说，“我这就来看大家”，直接走进人群。现场欢呼声一片。总理大声问:“哪个是做企业的？来说说自贸区让你感觉到好处没？”总理说：“要让在上海自贸区注册的企业，不但站得住，而且活得好，更要赢得大未来！” 2013年3月28~29日，李大大曾经来到这片土地上调研，彼时是他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到上海调研。 也就是在这次调研中，李大大称，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李大大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此后半年中，经过各方的全力推动，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挂牌。这场被视作中国继加入WTO后又一次更高层级的开放、“中国经济升级版”新引擎的改革也正式启动。 作为经济活动最基础的单元，一年来，上海自贸区内的企业表现相当活跃。数据显示，区内新设企业数量超过1.2万家，超过原上海保税区20年的注册数量；区内跨境人民币业务累计金额达到1760亿元，同比增长数倍…… 9月16日的“第八届参事国是论坛”上，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说，上海自贸区从建立到现在运行稳中有进，企业对自贸区投资的热情持续高涨，今年1~8月份入驻的企业同比增长了10.9倍，“这也出乎了我们的预料”。 作为改革的高地而非政策的洼地，9月10日，李大大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简练地将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发展和开放的关系。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广为诟病的，是政府过多的微观干预，这也集中表现在前置性审批制度上。借助于在上海自贸区实施的负面清单制度，将前置性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则可以看作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规范。 在综合服务大厅，上海自贸区用3张不同颜色的桌面向李大大展示了负面清单管理的探索：绿色桌面堆满改革前限制措施的186份文件，蓝色桌面摆着被调整的151份文件，橙色桌面上是目前留存的35份文件。 李大大指着空出大半的橙色桌面说，要继续压缩负面清单，给市场“让”出更大空间！ 负面清单是国际上重要的投资准入制度，目前国际上有70多个国家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政府以清单的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清单之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负面清单开始为国人所熟悉，是在2013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BIT）实质性谈判。 目前，上海自贸区内共发布了两份负面清单，第一份是自贸区挂牌之初的2013年9月30日凌晨发布的2013版负面清单，这也是中国首份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全部改为备案管理。 2013版负面清单的具体管理措施一共是190条，不过自“出生”之日起，各界就普遍呼吁要缩短长度，且增加透明度。 呼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到了2014年7月1日凌晨出台的2014版负面清单，具体管理措施就从190项缩减为139项，调整率达到26.8%。 与此对应，在2013年发布的23项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措施基础上，2014年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提出了涵盖18个国民经济大类的31条开放措施。 除了开放度和透明度，2014版负面清单还特别强调了内外资的一致性。此前自贸区管委会方面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负面清单解决的并不是简单的可以干和不可以干的问题，而是体现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如何更好地和国民待遇保持一致。 在考察中，当负责人介绍自贸区内的国企民企已经平起平坐时，李大大插话说，公平竞争也包括自贸区内的外资注册企业，你们应该再补上一条，外资内资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数据显示，在上海自贸区新设的1400多家外资企业中，90%属于清单之外。而借助于负面清单的备案制管理，以外资新设备案为例，投资者通过自贸区“并联办事系统”，在4个工作日内就可同步办妥备案证明、营业执照、企业代码和税务登记。而以往，一般项目的这个过程需要29个工作日。 9月16日由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办的“第八届参事国是论坛”上，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说，目前每个月有190家左右的外资企业在区内注册，占新入驻企业总数的23%，“这体现了自贸区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国内外的认可”。 除了对应国际规则，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事实上也紧密关联着本届政府一直以来力推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 2013年全国两会上，本届政府承诺要在任期内减少现有1700多项电子游戏作弊器app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截至目前，国务院已经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事项。 李大大说，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简政放权，减出来的空间给了市场，赋予企业更多的创业空间，而政府自身增加的是责任，要求有更精细化的管理和更高的工作效率，“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这三句话，分别对应了本届政府的三张施政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具体来说，就是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给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 李大大说，负面清单实际上支撑着政府的责任清单：禁止做什么比允许做什么更难！负面清单更加精细化，不像之前大而化之，这实际上也增加了政府责任，要求政府要对负面清单更加熟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效率。 因为在自贸区试验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在全国各地盛行，今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中称，将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而上海也表示，将研究编制2015年负面清单。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负面清单较去年大大“瘦身”时，首先感谢各部委做了“大量工作，给了很大支持”。李大大摆摆手，“我今天不问各部委为自贸区支持了什么，我更想知道他们还可以再支持什么？” 这也就意味着，负面清单在现有的基础上，还将会有进一步的缩减，同时给出更大的开放空间。（胥会云）

7月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高校电子游戏作弊器app在读期间助学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后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或在校期间因病等休学的，也可申请贴息。 同时建立还款救助机制，对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等毕业借款学生，可申请代偿应还本息。将贷款最长期限由原先的10年、14年，统一延长至20年。将还本宽限期从2年延长至3年，宽限期内只需还利息、不需还本金。同时简化申请手续。 原因是有的学生刚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但是本科助学的贷款就到了需要还本还息的时候。而此时学生在学业期，其实需要进一步的助学支持。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新的助学政策力度很大。过去学生还贷款的压力比较大，很多学生贷款上学，毕业了短期之内依然找不到工作。 “农村家庭收入本来就有限，有些学生上学期间除了贷款还向亲戚朋友借，我想这个政策主要就是为了缓解这方面的压力。”他说。 当天他与返乡过年大学生和毕业生在侗家鼓楼里围坐交流时，有大学生向总理提出了助学贷款异地衔接难、还款利率高等问题。 他当即要随行的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研究。总理说：“要为贫困学子创造公平的上升通道，让他们有机会上大学，能够和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一样，拥有起点均等的竞争机会。” 7月8日，这项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时，李大大指出，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惠及大量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是深得民心的一项“德政”。因而，制定这项新政策，不仅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 当日的常务会议指出，按照国务院部署，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更有力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学生完成学业，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为贫困学子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为国家培育更多人才。 会议决定，一是要高校学生在读期间助学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后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或在校期间因病等休学的，也可申请贴息。 二是要将贷款最长期限由原先的10年、14年，统一延长至20年。将还本宽限期从2年延长至3年，宽限期内只需还利息、不需还本金。同时简化申请手续。 三是要建立还款救助机制，对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等毕业借款学生，可申请代偿应还本息。 同时对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代偿资金原则上由所在省级财政承担。各级财政要在年度预算中足额安排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帮助贫困学子解决后顾之忧。 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认为，上述政策，主要新意在于有的学生到时无法偿还的或者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还本还息，政府可以延长时间、可以代偿，这是一个进步。 “解除了贫困学生们不敢借贷的心理，可能怕还不上而不敢借贷。”他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目前大学生在贷款期间早已经有在校期利息由国家财政支付的政策。但是大学生毕业后一般需要开始还本还息。但是实际上很多大学生毕业未必能马上找到工作，即使能找到工作，因为刚就业，仍存在很大的压力。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中国重点大学的学费并不高，学费高的是三本院校和地方院校，甚至一年高达几万。 但恰恰是三本和地方院校的农村子女多。如果学生的经济来源有限，减掉利息也是一种措施，而且是非常有用的。 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将贷款和养老保险、纳税联系在一起，这样不管毕业生在哪里工作，都能保证还款。雇主还得替交一部分，“学生能贷的到款，不影响学习生活，这是好事情，但是还要完善还贷机制。” 一位在校研一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核心的问题是政策要对接好。 比如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研究生助学贷款金额从过去的每人每年不超过6000元，调整为每人每年不超过12000元。这看起来是好事。 但是有银行一直拖到第二年的3月才出政策细则，结果自己当年入学未能贷到款，也就影响了按期缴纳给学校学费，这又影响到了自己获得的奖学金下发。 “国家政策是很好的，可是到银行执行又是一回事，我觉得应该马上制定政策来落实执行下来。”她说。 储朝晖则建议，对代偿本息的政策，要考虑怎样进行程序鉴定。如果程序不严谨的话可能会造成新的问题，养成学生对贷款的依赖思想。所以在程序认定上需要严谨。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认为，中国的重点大学虽也有一些像奖学金类的优惠政策，但仍无法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这主要还与这些大学自身的财政能力太弱有关。 目前中国重点大学成立教育基金会的只是少数，并不具有普遍性。很多大学都是公办大学，财政资源受政府管控，无法像国外大学那样，可以通过资金优势吸纳生源。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来说，可以从两个角度努力，对学校来说，要增强自身活力，面向市场；对政府来说，要扩大公共服务辐射面，让更多的资源向教育倾斜。（定军、代振莹、谭东方、顿雨婷）